城市密度極限自由論壇在深召開 市民熱議立體城市

 

城市密度極限自由論壇在深召開 市民熱議立體城市

——UABB學堂 熔合：SCD+X之《UPDISCC設計競賽》主題活動

活動現場

緣起——UPDISCC設計競賽

 

隨著中國城市化率突破50%，城市擴張日益逼近發展邊界，立體擴張已經成為城市空間拓展尋求突破的重要手段。新的交通組織模式、新的資源循環模式、新的空中生活方式乃至新的開發、建造與運營管理都將應運而生。

 

2013年11月，深圳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發起了名為 “UPDISCC”的設計競賽，首屆設計競賽主題為“10haX10farX100m”，以限高100m、容積率為10的10公頃用地為母題，聚焦城市開發密度的快速增長以及其深遠影響。從生活、交通、資源、陽光、空氣、植物、交往、循環、單元和消亡十個方面設立作品標簽，盡可能構建一種多維度全視角的開放討論。旨在與社會各界共同探討高密度城市的另一種可能性，尋找極限空間密度條件下尊重天空和重塑地面的機會。

 

截至2013年12月18日，大賽主辦方共收到55份充分響應競賽要求的參賽作品，參賽選手涵蓋國內、澳大利亞、奧地利、荷蘭等世界各地。據UPDISCC總策劃人、深圳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副總建筑師郭晨介紹，這個競賽最大的特點是開放性。所有參賽作品還在官網(updiscc.upr.cn)公示，公眾可以上網投票、發表評論；每個人都可以參賽或寫評論文章來表達自己的觀點。其次，這是一個延續性的系列活動，每年做兩期，題目不再是由深圳市規劃和國土資源委員會出，而是每個關心城市問題的人。屆時UPDISCC平臺變成面向公眾和學界的城市問題的公開研討平臺，人人都可以通過這個網站來學習他想要了解的城市方面的知識，同時每位專業學者都可以在這里發布對城市的思考和研究，本質是未來的關于城市課題的網絡大學。

 

作為對未來城市三維邊緣的積極探討，UPDISCC參賽作品在深港城市\建筑雙城雙年展展出A館價值工廠展出，展期從2014年1月11日至2014年2月22日。市民可以前往參觀，為自己喜愛的作品投票。

 

跨界——城市密度極限討論 觀眾熱議立體城市、窮人空間福利

“UPDISCC自由論壇——城市密度極限”是競賽開展以來首次落地思想碰撞活動，由深圳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主辦，深圳城市\建筑雙年展組織委員會、深圳市城市設計促進中心承辦，邀請了深圳市規劃和國土資源委員會城市設計處處長張宇星、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深圳分院副院長朱榮遠、華南理工大學建筑學院城市規劃系主任王世福、南京大學建筑學院院長丁沃沃、香港建筑中心董士/arQstudio 創辦人陳麗喬、華中科技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副教授董賀軒、人類學學者馬立安、深圳市公共藝術中心主任黃偉文、深圳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副總規劃師杜雁等各界人士，從多學科、多角度，再一次觸碰城市密度的極限。

 

陳麗喬為觀眾帶來香港高密度城市發展的經驗。典型的香港建筑包括商場、停車庫、會所、普通住宅、別墅、學校、宿舍等，甚至教堂上有辦公樓，汽油站上有商廈，政府樓上面有圖書館、球場、劇院，很多很奇怪的東西可以塞在一起。室內的空間是微型化、百變功能，街道作為市民的客廳。香港希慎廣場是很典型的例子，密度達到15。為實現業主減輕銅鑼灣污染問題的理想，設計師將希慎廣場整棟樓設計成城市的綠窗，做了很多綠化的空間，包括空中花園、空中人工濕地、空中農場等等。高密度的設計甚至連天橋下的荒地也不放過，發展到要申請在天橋底建設香港建筑中心，打算在外墻種植吸音草菇、嘗試新的分解污染油漆等，希望解決噪音及空氣污染嚴重的問題，為香港的天橋底建筑“探路”，開拓更多的土地來源。放著全世界最大比例的郊野公園，香港市區的樹卻長在墻上。這些都反映香港人的生存空間——沒有地，就要有很強的適應力、生命力才能生活在這個地方。這樣的城市，還被評為最宜居、最有活力、最長壽（2012年超過日本），到底和高密度有無關系？陳麗喬笑言：“我們的距離這么短，醫院近，死都難。“

自由論壇現場

朱榮遠談到，城市化到了中國就變成一場運動，打破很多平衡。大城市在某種程度上創造了各種文明要素，積聚度最高、發展機會最多，吸引力會很大，自然形成密度。密度背后更多的是社會問題、服務、管理，甚至某種文明標準都在里面反映。一個城市應該和它的發展階段相關聯，深圳是由若干個大城市所構成的大城市群，我們不能以一個城市去確定深圳城市的密度，因此深圳的密度極限跟他所處的區域，比方說大鵬半島、龍崗區、福田和南山，應該呈現出它應有的適應當時、當地的社會需求的密度狀態，密度要分區。

 

黃偉文通過港深兩地開發時長、消耗土地的對比，總結出深圳密度很低，消耗土地過于粗放的結論。主張這種粗放的狀態實際上還可以再加密，可以再提高深圳土地的使用效率。“除了能夠節省土地，還可以更好地提高城市的效率。香港有個詞叫'混凝土森林'，我覺得很好。但是這個詞并沒有挖掘為主動策略，只是被動的成為混凝土森林。我們要主動設計一種新的混凝土森林。如果我們一開始就設計，會不會更好？混凝土是由開發商、建筑師不斷往里面增加，變成混凝土森林，還是我們一開始就按混凝土森林設計？讓我們回到樹上，把地面還給自然，這才是我們人類未來應該做的事。”

 

董賀軒曾著有《城市立體化設計:基于多層次城市基面的空間結構》一書，對城市立體化系統有較深入的研究。系統思考過后，帶來三個困惑。一是在城市高密度發展的情況下，類似大綜合體的城市組織模式是不是最佳的解決途徑？比如希慎廣場的空中花園、空中農場究竟發揮的價值有多大？二是建筑怎么蛻變成城市？超級綜合體是建筑還是城市？三是當建筑變成一個微型城市了，有沒有在未來重新淪落成為另外一個城市邊緣的組織單元的危險？董賀軒總結道：“UPDISCC競賽理念是追求城市的美好生活，不管做城市空中花園還是網絡社會，都離不開城市地面。人們做空中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在找到一種地面的感覺，地面的交往，地面的社會。”

 

張宇星則反問：“密度問題到底將來會不會存在？我前兩天看到一篇文章討論城市中心的衰亡問題，這個衰亡和60年代西方的去城市化沒關系，那是因為當時跑到郊外居住，中心衰敗，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是社交網絡興起，大家都用網上購物，不到城市里面購物，就帶來城市空間，特別是中心區空間人的密度減少。這就面臨一個問題：這個空間本身的密度要不要存在？它以什么樣新的方式存在？最后回到另外一個問題，密度是不是人的本性，人是不是永遠需要密度？我覺得將來的城市面對面還是需要的，這種密度可能和空間密度不一定有關系，可能很空的地方密度很高，但是這個密度是真實的和人交往的密度。”

 

王世福認同網絡促進了社會交往的虛擬空間，同時促進了面對面的消費。“我們在順德、佛山做調研，隨著網絡交往頻率的增加，咖啡館和公共空間面對面的活動同樣增加。我個人覺得今天討論的極限問題還是回到我們能接受的生活方式的臨界狀態是什么。我們在廣州對大量的居住區做調研以后，得到的結果是，比較低的容積率和高容積率的滿意度都比較好，中間的是最差的。初步可以說，容積率和滿意度并不直接成為正比關系?，F在的建筑密度容積率大多作為行政干預，并不是依據需求。規劃局根本不需要控制容積率，只要人均的滿意程度，建多高都可以。”

 

丁沃沃提出談城市問題不是談建筑，而是談空間。“真正的城市資源不是土地而是空間，土地是有限的，空間才是規劃和建筑這兩個學科可以做再創造的?，F在創造空間的兩個專業，不管是城市還是建筑，我們把關注點放到到物資上去了，其實空間分配是這兩個專業空缺的知識點。歐洲的城市化是文藝復興的基礎上的城市化，我們的城市化是用現代非常物質的手段，在農村完成的城市化。我們的規劃概念是平面的，我們的建筑是停留在脫離城市或者拒絕思考城市或者沒有城市的烏托邦的狀態，很糟糕。當我們坐在任何一個熟悉的街上，和老朋友喝咖啡，已然是我們最舒服的狀態，城市還是要有可人的空間。”

 

馬立安更關心人的“密度”。“提到密度的問題，我以為是把多少人放在多少平方米。我看很多談的都是建筑，我還不知道他們準備塞進去多少人。我們用密度來形容資本的集中，蓋一個很高的樓，要集中很多資本，這是一種資本的密度。我真不懂這些又貴、又高而且空間特別高的密度的建筑，最后準備給多少人用？我很怕深圳在實現美國夢，美國城市的夢是郊區夢，把社交、娛樂、人都塞進消費空間，消費空間叫shopping mall。而深圳現在有很多很大的shopping mall，美國夢用shopping mall解決城鄉問題，深圳是完全在實現這個夢想。shopping mall其實不是城市的理想，它是郊區的理想。所以我希望深圳的shopping mall密度降低一點。”

 

問答——深圳密度極限和立體城市的推動 與會嘉賓合影（左起陳麗喬、杜雁、丁沃沃、王世福、黃偉文、張宇星、郭晨、董賀軒等）

觀眾：我比較關心深圳，想請問張宇星處長，深圳的城市密度極限是什么樣的概念？我們人均建設面積需要達到什么樣的數字才能達到我們所謂的極限？

 

張宇星：我認為密度沒有極限，關鍵是用什么樣的方法、形態表現密度，密度不是簡單的空間。如果我們把密度簡單理解為蓋房子，這樣的密度我認為是很可怕，不需要談密度，這種密度不是真正的密度。密度本質是人的問題，我們怎么樣在解決空間有限性的情況下解決人的密度，人對密度的體驗很重要，空間密度也很重要。深圳本身的土地也是非常有限的，基本上現在在中國的大城市里面建設用地量可以說是最少的，但是深圳的建設用地量最少并沒有說它的價值或者它的效益沒有發揮出來，恰恰相反，我們深圳的單位土地的GDP，包括它的生產的效率、效益都是全國最好的，跟香港一樣。我覺得深圳一直在學習香港，而且學的非常好。如果按照香港的標準我們還有空間。這個空間不僅僅是把現在的房子拆掉再建更高的房子，而是需要綜合起來，既要解決空間問題，有些地方需要適當提高密度，更要解決密度提高以后我們什么樣的人使用，怎么樣使用的問題。在一個空間里面我們怎么把多種功能復合起來，特別是公共設施讓大家用的更方便。比如消費、辦公結合在一起以后，我才能體驗到密度的真正價值，要不然一個房子蓋在一起，我跑醫院還要走更多的路，這樣有什么意義？讓人在高密度里生活得更有價值，這才是核心，我相信深圳可以做到，還會比香港做的更好。

 

觀眾：現在中國地鐵站旁邊的住宅標配平均每家都有私家車，我覺得這是很不公平，對有限陽光的分享模式我是不認同的。我想問各位，如何讓窮人有住在地鐵旁邊的權利，有沒有其他方法？是否認同我的想法？

 

王世福：你說的完全正確，公共交通服務的地方應該避免私人交通的出行量太大，如果依賴私人交通的用途和形態應該扔到公共交通的服務外面去。我記得美國城市和非城市和城市之外的地方，不是城市的自己解決。你的原理是對的，當今的政策怎么辦的問題？很簡單，我們廣州每次在討論規劃的時候就會說保障性住房的選址應該在哪里？按照基本觀念必須是地鐵上蓋或者地鐵的步行范圍內的選址。能不能做到得問官方人士。我們只能從規劃的原理和價值觀來看是正確的，我是支持的。

 

觀眾：馮侖提出立體城市的構想，已經在四川成都等地規劃，我們今天討論的空間城市密度是否可以在立體城市的構想可以稍微付諸行動的基礎上討論？我也不知道立體的城市構想是否在以后的城市發展中實施？我了解的立體城市是比較美好的狀態，在1平方公里的土地中進行一種高密度的建設，但是旁邊留出大面積的土地，像香港的郊野公園一樣，保留現狀，可能香港是真正逼出來的狀態，但是共享出來的城市是比較美好的一種構想，這種思想以后是否可以實施？

 

黃偉文：馮侖組織一些高校做競賽來支持立體城市的構想，同時他也游說一些城市提供土地讓他做實驗。我覺得這個地產商的探索可能有一定的積極的意義，但是如果我們說要造一個城市，光靠地產商肯定有問題。我們這么多年地產商的城市實踐實際上是很成問題的，就拿我們珠三角這塊，比如說原來的華南板塊都是有建筑商大片開發，像碧桂園、星河灣那片，因為到了1平方公里就是一個城市，但是這個城市系統有市政、公共服務、教育，這些東西其實靠地產商來探索的話是有問題的，如果你要做成立體的系統，這里面的立體的市政設施，立體的交通工具，這些東西，包括立體的公共空間，我覺得這些可能不是一個地產商立場能夠處理好的。所以我并不是太樂觀于地產商的探索，我反而覺得應該是有一些城市政府和一些獨立的研究機構更應該去做的事情。

 

問：這個思想本身難道不可以實現嗎？

 

黃偉文：如果僅僅講高空、高密度的發展，實際上它已經存在陳麗喬老師講的香港的案例，某些地方就是立體的，當然還有董老師講的Steven Holl的MOMA項目，局部立體、高密度是存在的，是已經有的。最重要的是能不能集合成城市體系，這是最關鍵的。有些技術，比如說空中的軌道、空中的廊道，空中的市政設施、空中的花園、空中的農業，在一個項目里很容易實施。但是項目與項目之間，開發商和開發商之間，地塊與地塊之間，還有政府的投入、介入這個東西，如果按照立體的維度去集合的話，我覺得現在還沒有看到。實際上是需要去探索，因為傳統的市政設施是平面展開的，先把土地平整，把路修好，把市政設施鋪好，然后發展商做開發，這是脫節的，一次構想城市系統來集合建造，我覺得還沒有。我們想推動這個事情，在光明或者什么地方推動，上周“立體城市工作坊”我們想推動這個事情，我不知道是不是算是比較接近實踐的一種推動，也許還有別的案例，這是我們想做的。

 

聲音——業內人士談高密度

 

“無論是主流媒體、建筑學者或是普通大眾，一旦提及‘高密度’，則立刻將其與‘問題’或者‘都市的困境’相聯系。似乎高密度意味著擁擠、制約、緊張、壓力；高密度等同于土地的超負荷利用、資源的窮盡式開采、公共及私人空間的無止境爭奪；在心里層面，高密度又指向壓抑與不快。加之多年以來媒體對于理想生活的設定一直是歐洲式的‘陽光、空氣、綠地、低密度’，對于‘舒適度’的過度而一成不變的渲染，使‘高密度’仿佛已經成為生存的夢魘。”先鋒建筑師張為平的總結符合多數人的想象。

 

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設計學院副教授董春方認為：“城市無限制的蔓延，不斷擴大了的出行距離，大量的私家車的使用，能源使用低下等等都是導致環境污染的原因。而高密度最顯見的意義是節約有限的用地，將節約下的用地用作生態補償。同時高密度城市又具有集中、便利、高效的特點，減少人們的出行距離和私家車的使用，降低污染的排放。另外，集中又將人們從方向盤上解放出來，從而獲得更多的閑暇時間。”

 

近百年來由高密度環境而激發的建筑應變與實踐都伴隨著每一次的經濟與科學技術進步、城市擴張與人口膨脹及高速城市化，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城市生產和生活環境的惡化、城市病的蔓延、社會危機、能源危機的爆發等等，掀起一次又一次的探索高潮。